今日批评家 · 张光昕
《南方文坛》
2023年第3期
张光昕
今日批评家
张光昕，1983年生于吉林蛟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有学术专著《昌耀论》、《〈野草〉别裁》（自印），诗论集《刺青简史——中国当代新诗的阅读与想象》、随笔集《补饮之书》、读本《新诗十二名家》（合著），主编《横断面》《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等当代诗选，以及《我们不能活反了——王小妮研究集》等新诗研究文献。获2018年“诗东西”青年批评奖、第六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等。
张光昕 | 你试过吗？
张光昕 | 冷太阳之歌——论昌耀诗歌中火的裂变
你试过吗？
文 | 张光昕
希尔弗斯坦有两部久负盛名的绘本勾勒出作品与批评之间的无意识关系。《失落的一角》的主人公是一个缺了一角的圆，缺口刚好是它的嘴巴。因为缺了一角，它很不快乐，一边笨拙地跳跃，一边欢快地歌唱：“噢，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角……”。经过漫长的旅程，它遇到一系列生命过客：不是太小，就是太大；不是太尖，就是太方；有个没有握紧，掉落了；有个握得太紧，弄碎了……尽管充满遗憾，但那是它最美好的时光。当它渡尽劫波，终于遇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完美的球，快乐地滚动起来。但意想不到的是，它滚得太快了，既不能欣赏路边的风景，又不能放声歌唱。于是，它停下来，把那一角轻轻放下，独自向前跳跃，又像过去那样，唱起歌来：“噢，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角……”。
六年后，作者推出续篇《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故事相似，但主人公变成失落的一角。它孤单地坐着，等待那个命中注定的伴侣把自己带走，但所遇皆枉然……直到最后，一个大圆满向它走来。它问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答是，没什么。真遗憾，失落的一角说，我真希望跟你一起滚动。你不能跟我一起滚动，大圆满说，但你或许可以自己滚动。我的形状注定使我无法滚动。你试过吗？……于是，失落的一角试着艰难地翻身，慢慢磨掉棱角，终于变成一个圆，自己滚动起来。很快，它追上了大圆满，愉快地相互陪伴、嬉戏。小球轻柔地吸附着大球，渐渐融为一个内八型，消失在远方。
任一文学作品都因缺了一角而落落寡欢，因此要去寻找那失落的一角，即文学批评。批评能填补它的匮缺，让它快乐地滚动。这似乎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批评成了作品的欲望对象。作品渴望与批评结合，依靠其阐释性语言，道出作品的未尽之意。鉴于欲望皆为大他者的欲望，批评家相信自己是解读作品欲望的权威，甚至扮演大他者。这造成了人们对批评的错觉，认为批评家的天职在于拯救作品，开掘其秘密，肯定其优异，诊疗其病症，成全其圆满。我们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但圆满的作品因为滚动过快而丧失了快乐，甚至无法成为它自己。后面的事情暴露了批评的尴尬：作品必须再次把批评切割出去，重返它残缺的最美好的时光。一旦将批评纳入作品的欲望叙事，也必将直面欲望的悖论：作品以为自己在一心一意寻找欲望，在踌躇不决，其实寻找欲望和踌躇不决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欲望的实现。这似乎并不依赖批评给作品的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所谓“最美好的时光”，便是永葆自身的“匮乏”，批评家的责任在于他必要的缺席。
反过来，批评的欲望并非作品，也不寻求两者“圆满”的合作，而是要抵抗欲望的辩证法，拒绝辩证的调停；要勇敢地穿越那些不堪其扰的隐喻和转喻，抛开那些眉来眼去和请客吃饭，不为这份圆滑的职事沾沾自喜。你究竟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是欲望逻辑的终极之问，而批评真正要问的是：你试过吗？批评的理想是一个不可能的大圆满，为了接近它，必须放弃自恋，磨掉棱角，抵达求索和移情的痛中之乐。批评必须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不随意勾兑进任何作品，而是与它们会心地相切；它不像商贾那样精于算计，而是去承担一种愚公式的劳作：让三角像圆一样滚动，直到与那个不可能的大圆满联结成莫比乌斯般的反讽之舞。批评更像一种驱力（批评家该是个憨直的硬汉），它不陷入欲望的诡计，而是为欲望开道；它要求直截了当的追问和满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冷太阳之歌
——论昌耀诗歌中火的裂变
文 | 张光昕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昌耀《斯人》）①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信誓旦旦地指认出，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的位置，就发生在一部他生前没有发表、用于批判他过去哲学信仰的著作中，即《德意志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据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生涯先后划分为“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②。在那些经历过内在经验遽变的写作者身上，似乎都能找到不同程度样式的认识论断裂。对于昌耀，这位刚刚结束漫长的右派流放生涯不久，在转型期社会难以安放身心的诗人来说，依循上述“断裂”的眼光望过去，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问世于1985年的小诗《斯人》，将他的创作历程划分出“斯人前”和“斯人后”③两种迥然异趣的人文风景。我们大可断定，在昌耀的精神历程中，同样发生过一次认识论断裂。在那里，他准备用审美去诘问伦理，对前半生固有的写作意识形态做一次革命式的清算：
那是一种悠长的爆炸。但绝无硝烟。因之也不见火耀。但我感觉那声响具足蓝色冷光。
那是一种破裂。但却是在空际间歇性地进行着，因之有着撕碎宇宙般的延展、邃深。
（昌耀《纯粹美之模拟》）
在昌耀“斯人后”的大多数作品中，读者可以越发强烈地感知到一串“悠长的爆炸”。“归来”的昌耀在新时期诗坛奠定声誉之后，曾有两次故地重走之举，让心中愈演愈烈的否定情绪找到了表达的时机。一次是在他首部诗集出版后，甘肃电视台计划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诗人借此机会重访了当年的流放之地，也重新度量了寄存于那片土地上的青春、梦想和无法解读的苦难记忆④。昌耀事后在诗中袒露心事：“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红嘴鸦飞失了。/泥土隐去许多重要情节。/血肉材料已抟塑成器。/素秋在脸孔揭开一场残局。”（昌耀《眩惑》）1989年的昌耀正痴迷于摄影和单车旅行，当这两股冲动驱使他再次走进戈壁深处的哈拉库图村时，曾在此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诗人，如今却满腹疑云。一连串的扪心追问将昨日的钢铁意志重新揉搓为啼血的记忆，绕着那块历史的无主之地失魂地盘旋：
果真有过被火焰烤红的天空？
果真有过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
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
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
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
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像一只嗡嗡飞远的蜜蜂，寂寞与喧哗同样真实。
而命运的汰选与机会同样不可理喻。
（昌耀《哈拉库图》）
无论是被泥土掩埋在岁月道旁的“纯金”，还是熏红了半边天的无产者高炉，与其说诗人在以空间的扳手重置时间的齿轮，不如说他在以率真的历史正义来回访火的物质想象（巴什拉语）。昌耀乘吉普车或自行车重走当年的流放之路，并非作秀式地捡拾往日的人、物、事，为它们镀上回忆的金边，而是鼓足一息尚存的勇气再次推开炼狱之门，携进一场思想的飓风。回返旧地的诗人已然消歇了当年的血气，在他的笔下，已不再对宏大空间（如西部高原、河西走廊、敦煌名胜、黄河正源、腾格里沙漠或黎明的高崖等抒情对象）抱有激情，从而不知疲倦地放任他的追忆无意识，喊出一句句“我记得（忘不了，想起了）……”；不知不觉间，昌耀似乎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些坚贞的信仰、过量的激情和纯真的期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不断涌出的炫惑和怅惘：“果真有……”？经历认识论断裂的昌耀，在反诘之火的连绵烘烤下，由一个诗的经验主义者变成一个诗的怀疑主义者，由一个笃定的可知论者变成一个惶惑的不可知论者，由一个崇尚整全图式的表象论者变成一个收藏断编残简的意志论者。对于昌耀来说，过去的一切皆汇入熔炉，那些熔铸了往昔记忆的纯金和钢铁，是伴随着个人的欢乐和痛感一同析出的产物。诗人谙熟刻舟求剑的谐谑剧，即使昌耀如今站在了相同的地方，那些记忆的析出物也早已在时间的手上改换了容颜：
衰亡的只有物质，欲望之火却仍自炽烈。
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
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
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
（昌耀《哈拉库图》）
物质终将衰亡，哪怕它是纯金和钢铁。“原有的时间”似乎以绝对的权力掌控着诗人的命运，并暗授诗人在火的经验记忆中展开生命叙事，映照出一张“昨日的面孔”。早在《哈拉库图》问世前三十年，正投身于“大炼钢铁”运动的年轻诗人，怀着对这场浪漫神话的赤诚向往，创作了叙事体长诗《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作为时代的共名题材，昌耀将男女主人公洛洛和喜娘的订婚酒宴糅合进了炼钢运动的政治叙事当中，让该诗成为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类政治抒情作品。与诗人此后大多数作品相比较，《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并未体现出昌耀与众不同的品格，以民歌谣曲做外衣，它只是在政策风尚驱策下的一次文学操练，请看：
哈拉库图人就要开炉放铁了。就择这个吉日给你们合婚吧。
（昌耀《哈拉库图人与钢铁》）
尽管在昌耀公开出版的诗集中，这类诗歌并不多见（或者也并不排除诗人主动进行了改写和删汰），但可以想象得出，这股强劲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美学召唤力让诗人浸淫其中、无法抗拒。面纱鼓动着风箱，爱情想象的力比多和改造世界的力比多，携手在昌耀二十三岁的身体内部流荡撞击，擦出了灼目的左派星火，制造了诗人青春的血气，顺理成章地选择一种英雄主义的笔调抒发内心不断凝聚、又无处释放的诗情。特殊年代里凌空高蹈的全民运动，为昌耀的诗歌风箱送进了第一把猛烈而醉人的氧气。在意识形态催化剂的作用下，昌耀不可遏止地对集体生活进行着诗化。当饥馑年代的现实体验与崇高化的精神生活甫一交火，诗人的美学视野里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也点引了昌耀作品中最初的乌托邦火种。诗人仿佛端坐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任交锋之火熊熊燃烧，在墙壁上投出信仰的幻影。在心旌荡漾的年轻诗人眼中，那些诱人的虚像成为他创作的合法来源。
在血气亢奋的炼钢年代，火的意志具有诗化一切的威力，不但提供了锻造钢铁的滚滚热能，而且一手促成了文艺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如火苗般扶摇直上，因而在昌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酝酿出一种典型的高炉美学。这里可以借肯尼迪（Ellen Kennedy）的一段解读文字，来试图剖析这种迷人力量的工作原理：
诗化可以表现为所有文化领域都被转化到审美领域中。科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都被化约到情感领域中。有益的生产活动和有道德的责任行为，都由于“诗化”的原因而失去了价值。理论和实践被化约为审美沉思，理论矛盾和实践冲突被化约为审美差异，激发起愉悦快适、激动人心的种种体验。诗化过程始于浪漫主义者在真实世界中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并不试图解决这个冲突，甚至不承认它是真实的选择物间的实质性冲突。相反，他把它看作一个幸运的偶因，以唤起一个情感上令人满足的情绪、一次审美机会。为了刺激出这个情绪，他把冲突转变成一种情感上的不和谐状态。真实的选择被“解释”为情感上的冲突，现实被变换为情感音乐的审美语言。因此，这一解释服从于想象力的创造性游戏，其结果是，冲突被和解了。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提纯过程。诗化并不解决冲突，毋宁是通过把对立因素吸纳入一个更高的和谐中来悬置冲突。⑤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昌耀来说，火的意志固然在对过往经验的重访中遭遇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曾经被火焰照亮的梦想和脸膛，如今迎来无边的低回和黯淡，似乎无迹可寻。然而，这条令人沮丧的追忆之旅，却成功地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诗化渴望。作为回访的唯一徽章，高炉美学荣膺为昌耀“斯人前”写作中长期信奉并忠贞不渝的诗歌精神，是“原有的时间”里一枚散发热度、飘逸火星的审美标签，也是昌耀“斯人前”写作诗化运动的最高象征；当昌耀进入“斯人后”写作，一个新的半衰期开始了，高炉美学并未原地坍塌、灰飞烟灭，而是以另一种隐匿、绵长的形式，维系和延续着诗人的价值突围和诗化探索：
烘烤啊。大地幽冥无光，诗人在远去的夜
或已熄灭。而烘烤将会继续。
烘烤啊，我正感染到这种无奈。
（昌耀《烘烤》）
当年“大炼钢铁”时代遍布中华大地的无产者高炉，在一种神秘的诗化指令下，如今被一步步锻压、切分、集成，置回诗人体内，凝缩为一架隐形的烘烤机器。火，依旧是这套生命游戏的动力因和精神原则，但似乎也不再扮演历史创造者的冒进角色，也不再大肆标榜其综合的转化能力，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天然的矛盾属性：从外部触摸上去，它拥有一副高烧般滚烫的肉体，像往昔的理想烈焰依旧在熊熊燃烧；从内部来感知，它却传来阵阵失血的寒意，犹如高烧者的一串寒噤，营造出心头一派肃杀的淡季。这是一架以消耗为荣耀的机器，它成为昌耀“斯人后”生命体验的基本模型，用生命价值的内爆性诠释了生活世界的可燃性，以耗费的精神态度促成了一席象征界的夸富宴。这架具有永动气质的烘烤机器，以内在的矛盾性印证了它的有效性，能够将诗人即刻生成的精神焦虑转化为创造动力，从中获取诗学燃料，同时摆渡着酷热和寒冷两重世界。火的矛盾形象和功能，为诗人的诗化的工作注入新的内涵。“斯人后”的昌耀勇于真诚地呈现自己相互矛盾的世界观和生命体验，但无意于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更没有兴趣去扮演一个大历史的笃定阐释者。依赖火的破坏性、消解性和转化性，诗人为眼前这个没有乌托邦的时代尝试着一套悖论式的写作，以求在自己信仰的真空里制造微茫的光亮和微薄的氧气。
▲昌耀：《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昌耀“斯人前”的作品，大都展现出生产性的精神态度，这正是从古老的火艺中吸取的宝贵经验。在与现实世界的意义交换中，这种创作态度处于符号经济的顺差地位，一度帮助昌耀建构起神圣的乌托邦理想、崇高的父性空间和自恋式的自我镜像，这种建构维度让火的悖论性常常处于波澜不惊、隐而不现的闭合状态。“斯人后”的昌耀开启新的创作半衰期，遭遇了时间上的淡季感和空间上的迷宫感，与现实世界的生存矛盾日渐突出，其作品的精神态度因而迎来美学上的豹变，从生产导向翻转为耗费模式。相应地，在与世界的意义交换格局中，诗人关于火的经验也由顺差切换为逆差。诗人生活世界里的即时体验，无一不侵染着相对论视野、焦虑心态和消极氛围，火的悖论属性开始在他盛年后的生存逆境中愈发凸显，逐渐蔓延为他“斯人后”写作的主导精神之一。
“斯人后”的昌耀诗歌似乎驶入一种热带语境，洋溢着火的悖论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抛弃了早前的庄严端正，开始变得晦涩抽象。他的诗句主动追求弯曲、变形、拧紧的异端效果，高度的心象化陈述，令读者难于接近和触摸；极端的自卑感和分裂的主体意识又萌生了别样的高傲和孤绝；这种忧郁的书写气质，源于心灵深处的热带之火，成为此时昌耀作品的通行语法和原型文体。火是向高处的逃逸，火苗的垂直性，让这种意志上升为人间七情六欲的一般等价物，锤炼为诗人对时间的消极体验，也凝定为昌耀诗歌中烘烤机器的制动特征。火的炫目、炙热、孤独、绝望，在此时的作品中比比呈现，具有普遍的表现和交换能力。这场深刻的写作变革，犹如昌耀从生命烧进写作里的一场大火，导致了他诗歌中血气亏损、失调和消解，也引发了诗人在写作上的高烧、抽搐和梦魇。
▲燎原：《昌耀评传》（第三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在境遇的更迁中，昌耀反向重构了关于火的物质想象。在激情四射的政治抒情年代，诗人透过对经验的浪漫提纯和悬置矛盾的自我幻觉，赋予火以宗教般的神圣感和万能性，炮制出群情激荡的高炉美学。这种一体化的形式诱惑，居高临下地暗示人们，钢铁是从未来乌托邦降落的陨石，是打开共产天堂大门的金钥匙，是自我价值的最高物化形态。实现这一切信念的能动性中介，便是被社会化的自然之火。在诗人的体验和转化之下，火被开采出超自然的力量，照亮、焚烧甚至重绘了当今世界的诡谲图像，奠定了火的书写意志在“原有的时间”中的核心地位，并且为诗人锻造了一张“昨日的面孔”。尽管这张面孔长久持留在诗人命运的底板上，张扬着钢铁般的生命力，但时间之风绝不会固守在这处封闭的“洞穴”。当流逝的时间违背诗人的意愿不再扮演“原有的时间”时，当诗人逆着生命航线重回故地寻找“昨日的面孔”时，他发现自己站立在一片无从命名的土地上，如同站在洞穴的出口，被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得神智迷离、恍惚跌宕。“昨日的面孔”和“原有的时间”都已坍塌破碎，恋父和自恋式的写作失效了，封闭的精神格局失守了，除了四起的烟幕、呛人的粉尘和迟迟不见退场灰霾，诗人身边已经一无所有。
昌耀在对火的经验回访中，无法还原火的原初统一感，也无法激活早年那些单纯而炽烈的乌托邦意念。空洞的时间置换了“原有的时间”，疑惑的面孔代替了“昨日的面孔”，烘烤机器摩拳擦掌地准备收拾高炉美学的断瓦残垣。昌耀不得不接受火的经验断裂：火无法带领诗人回到往昔时空，也不再能为他继续制造浪漫虚像，它只能与诗人一同困守于无地（鲁迅语），在淡季的惆怅和迷宫的惶惑中共享焦灼“无话可说。/激情先于本体早死”（昌耀《生命体验》），于是，“我们只可前行。/而我们无可回归”（昌耀《我们无可回归》）。火的经验断裂，是昌耀认识论断裂的主要内容，这种断裂感凸显在诗人两个基本动作的失灵上，即对“言”的“无话可说”和对于“行”的“无可回归”。囿于时代迷宫里的诗人，不得不依靠这种话语和行动上的困难、障碍和缺失，来重新定义自己在价值淡季的生命直觉，不得不将这种悖谬的生存体验当作对“原有的时间”和“昨日的面孔”的暗自突围：
可叹啊，他终于无可逃亡。
可叹血温就在岁月消歇。
喀斯特溶岩惊心的水滴贯通夜晚千年的干旱。
就是这样，时间咒语让后来者醒来，
又复令前驱者神迷。
（昌耀《西乡》）
在“无话可说”和“无可回归”的双重匮乏之下，诗人甚至悲观地意识到自己终究是“无可逃亡”的，把生存的匮乏感拉满，将信仰的缺失延展至无限。这些效果都印证了火对世界的毁灭冲动和荒芜渴望。正如前文所述，火的悖论性启迪了诗人在物质想象上的反向重构，即在火的意象中相互悖论的两个维度之间——比如火的生产性和耗费性——并不彼此截然否定，也无须某种调和或调停，而是同时承认和肯定两者的意义，并揭示出任何一方正是另一方成立的条件，彼此承认了双方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关系。这似乎不太符合我们惯习的那套中学哲学教员式的辩证法，而是更类似昌耀在火的经验回访中所发现了一种悖论式思维。这是一种特殊的诗化能力：它并不召唤奇迹，也不陷入幻想，而是沉默地改变着语言内部的一些朽坏的状况，拆掉一些墙体，改造每个房间，让每个空间都更适宜安顿那些无处落脚的灵魂，让遭遇危机的人们从生存的绝境里学会求生和自救，在重重死路中抓住些渺茫的生机。
我们在鲁迅的《野草》中其实已经领教过这种悖论式思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正是一种反向重构的诗化策略，在一切正值中发现、接纳它的反值，并同时肯定两者的伦理处境和人的位置。这种悖论式思维并不追求那种综合了正值和反值之后貌似更为宽容的价值立场，也不制造抹除差异、强调和谐的逻辑效果，而是谦逊地认为，人们在通过任何事物或事件去认识真理时，必然要尊重矛盾的在场，承认矛盾是一切同一性的内在条件。对火的经验回访中，昌耀所接受的认识论断裂以及接踵而来的一切价值危机和焦虑体验，皆为这种悖论式的新型辩证法在他精神历程中悄然登场的结果。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按照这种悖论式思维去理解昌耀的“无可逃亡”，我们反而读出了他在面对认识论断裂的威胁之后充满最大张力的“逃亡”意志。在“无可逃亡”的悲观结论之下，诗人笔端的“逃亡”从未止息过——毋宁说，“逃亡”是“无可逃亡”的内在条件和积极的驱动力——甚至开始摹写一种“逃”而不“亡”的循环时间体验，而这片幽闭的深渊也正是诗人准备随时“逃离”的。“逃”成了悖论式思维中一个新的形而上动作：“有人独处：深感逃离亦乃生之圭臬。/逃入墙壁。逃入夹墙的夹层。逃入电梯。”（昌耀《长篇小说》）对于一个濒临窒息的诗人来说，“逃亡”意识有机会破除时间的咒语，也有希望穿越语言的幻象，成为他此刻隐秘的愿望和“生之圭臬”⑥。在遽然加速的时代列车上，昌耀的认识论断裂适时降临，回顾往昔的监禁和苦难，眺望明日的茫然和疑惧，他真切而强烈地体验着“无可逃亡”之感对个体存在真理的推搡和摇撼。如果诗人的生存列车意味着一种“逃亡”的矢量，那么“无可逃亡”就是它内在必要条件。诗人必须要接受自己主体人格的分裂和矛盾。那么，“原有的时间”、“昨日的面孔”非但不能为昌耀提供人生意义上原初的完满，正像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它们反而意味着原初的失落（婴儿离开母体时所形成的创伤标志着生命的开始，这是最早的生命悖论）。昌耀世界观上的故地重走，其实已经诠释了“逃亡”的形上本色。从这个意义来讲，“逃亡”无异于诗人“斯人后”写作的维他命：
遁逃的主题根深蒂固。遁逃的萌动渗透到血液。
（昌耀《迷津的意味》）
由于认识论的断裂和对火失败的经验还原，诗人对“斯人后”的现实感发生了认知绝缘，“无话可说”和“无可回归”的悖谬经验充塞了昌耀的知觉世界，让诗人陷入自我幽闭，成了“溺水者”（林贤治语），因而积累了较多的焦虑势能；相对来说，“原有的时间”尽管充满创伤，但却一度唤起诗人的激情和对世界的统一感，这种“过去时”包含了更多可阐释和回溯的记忆，归根到底是为了理想的原初和谐而服务，因而焦虑势能也相对较低，或趋近于零。于是，当认识论断裂发生，诗人的心理势差也随之出现，他必将以“逃亡”的姿态从高势能的“现在”向低势能的“过去”滑动，从耗费性的焦虑年代向生产性的“原有的时间”挺进，从逆差式的抽搐失血向顺差式的饱满盈余回顾……就像一块安放在山尖的圆形石头，随时可能沿着任意一侧斜坡滚落到山脚，获得破坏性的动能，形成一套全息的辐射和裂变，重新收拾既有的世界图像。这种心理势差，在昌耀的诗歌词典里，就体现为“赶路”“行走”“逃”“退”等悖谬性的动作。
▲张光昕：《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
在昌耀“斯人后”的写作中，诸种心理势差构成他逃亡式写作的动力环境：“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昌耀《内陆高迥》）这个挑战的“旅行者”形象，频频活跃在昌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成为他新型信念的一幅缩影：作为高炉美学的遗嘱执行人，“旅行者”开启了体内的烘烤机器，让火的精魂永续不灭。他的生命意义就在于行走，在另一片高高的无主之地。他不返回过去，亦不走向未来，这里没有时间流逝，只有持久的、“逃”而不“亡”的跋涉：“啊，漂流，漂流，永在地漂流”（昌耀《涉江——别S》）。这个“旅行者”形象，是诗人勾画在上帝沙盘上的一个身形粗犷的知音。在他身上，昌耀寄托了自己一贯崇尚的坚执意志，将他放逐在那个信念世界中的精神高原上，而自己却施展金蝉脱壳的分身术，从“原有的时间”中脱身而出，蜕化为庸常琐碎的现实人生里一位落魄的守夜人，退回到清苦生活的低洼和逼仄之地，与内心的寒意和纸边的孤灯为伴。诗人的“逃亡”意识催生了他的分身术，懂得“寂寞与喧哗同样真实”。多年前，深陷右派囹圄的年轻诗人曾从流放地“逃”到省城，尝试给有关部门递送申诉材料⑦。而昌耀“斯人后”诗歌中的“逃亡”意识却大不相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从自己身上逃了出来。在“无可回归”的大前提下，高处和低处并无孰优孰劣之别。这一分身术的阶段性成果，就是让诗人在高处和低处各自保留着一部分灵魂，并且携带着这一矛盾走进新的生活。他让自己体内的理想主义香火，继续在文字中度过晦暗的晚年生涯；而“逃”而不“亡”的孱弱肉身，不得不做好准备迎接狰狞世界里的风雨雷电。
多奇妙：人生实际上有着两种自我，然而哪个更惬意或更真实我都难于启齿。（昌耀《她》）
昌耀尝试用认同矛盾的分身术去理解他的认识论断裂，即用肯定断裂的方式来修复断裂。原初的火种任其自生自灭，诗人如同飞蛾，从美丽的信念牢笼里钻出，扑向了一团深渊般的现实火焰，以绝望的动作来培植出对火的崭新经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发现，在南美洲的神话思维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火：一种是天上的、破坏性的火；另一种是地上的、创造性的火，即烧煮用的火⑧。与之类似的是，昌耀也将自己认知世界的火焰从天上（高处）引到地上（低处），从乌托邦王国导向市井凡尘，从万众瞩目的无产者高炉挪往毕剥作响的人间烟火。在诗性正义的秘密授意下，火的用途也增添了新的内容：高处的火曾为道德理想国生产光荣的钢铁，低处的火则是为匮乏的心灵家园烘烤着地上的食粮。
在现实世界的强悍和残酷面前，诗人只是一个脆弱的存在，这让维持烘烤机器的运转成为一项艰巨任务。诗人本能地流露出生命底色里的阴性语调，开始向诗歌里那个行走在高处的强悍知音施展一种来自低处的柔韧力量：“现在我重又听到大提琴对钢琴的倾诉了。/揉啊，揉啊，一片风中的叶子柔柔地揉着”（昌耀《这夜，额头锯痛》）；而文字中的英雄更有义务向现实中的诗人提供保护：“你颤栗的软体/蜷缩在我新月形的合抱/你是我宇宙的涵蕴/我是你外具的介壳。”（昌耀《听候召唤：赶路》）为了回应愈演愈烈的认识论断裂，昌耀为他的诗歌发明出并不悬置矛盾的交流模式，我们发现，裂变后的火的意志内部，并未发生争吵或争执，反而倾听到各自燃烧的两团火焰之间的窃窃私语。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
世界观中火的裂变，让昌耀迎来了生命最后十五年里的新格局和新挑战。经历了认识论断裂的危机、习得分身术的诗人，在他的生活世界里尝试进行火的经验重建。它的目标并非原初的理想之火，而是对新的现实做出一种个人化认知，从而启示了诗人新的诗化运动：这是一团既热又冷、不冷不热的火。如果说，鲁迅勾勒出一团“死火”；在这里，昌耀磨砺出一把“酷火”：融冷酷性和灼烧感于一炉，让两种矛盾精神在此处相互生成。与诗人在“原有的时间”里从事的诗化运动相反，昌耀自此开启了语言的“祛魅”过程。如同《斯人》一诗划清了“斯人前”与“斯人后”两个创作阶段的界线一样，新经验的建立划清了断裂的两团火焰之间的界线：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高炉美学到烘烤机器，我们目睹了昌耀诗歌精神中火线的分裂：一方面，昌耀在他的作品中为理想主义的余烬和日薄西山的信仰保留了最后一片领地，直到它寿终正寝；另一方面，由于已经重建了关于火的新式经验，在执行高炉美学遗嘱的同时，昌耀以断裂的名义，在肯定矛盾的前提下，从内容到形式向自己的写作掀起了一场诗化革命。这场革命让远离现代主义写作传统的昌耀，在诗歌质地上自行生成出一种现代体验：
卵形太阳被黑眼珠焚烧
适从冰河剥离，金斑点点，粘连烟缕。
她说：冷——太——阳！……
（昌耀《冷太阳》）
昌耀关于火的经验的断裂及重建，集中表现在他对太阳意象——这个道德理想国和美学乌托邦的最高图腾——的处理上。他依靠连绵不绝的物质想象，不但将太阳诗化为主宰恍惚宇宙和焦虑肉身的“金色发动机”：“若远若近，若有若无，若虚若实，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昌耀《金色发动机》）；也制造了另一副充满悖谬张力的怪诞形象——“冷太阳”——一架巨型的烘烤机器？这个地道的矛盾修辞法，令人想起了波德莱尔和保罗·策兰⑨，昌耀以他堪称伟大的想象力，在现代主义诗歌写作谱系上承接了这样一条意象传统：“恶之花”——“黑牛奶”——“冷太阳”。“冷太阳”，是突围进生活世界的昌耀对火的新式经验的真实描述，是对现代世界精神的敏锐体认。在拉康的意义上，“冷太阳”，又可被理解为真实界向符号界突围后留下的难以破解的残骸，是现代人眼中被疯狂焚烧后的宇宙残骸，是失去体温的热源，是处于终极逆差状态的火的原型。就像天空瞎掉的一只眼睛，“冷太阳”垂悬着一幅惨淡、荒芜、漩涡般的图画，是一架烛照世界的冷光灯，是从诗人的烘烤机器中升起的一颗巨型的、兀自搏动的外置心脏。诗人曾这样回忆道：
我曾是亚热带阳光火炉下的一个孩子，在庙宇的荫庇底里同母亲一起仰慕神袛。我崇尚现实精神，我让理性的光芒照彻我的角膜，但我在经验世界中并不一概排拒彼岸世界的超验感知。悖论式的生存实际，于我永远具有现代性。（昌耀《91年残稿》）
在“冷太阳”普照下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火已经割断了与明亮和温暖相关的幸福想象。昌耀体验到的是一种冷焰的绽放，一派火的冷意，是充满矛盾的酷火。与哈拉库图时期燃起的理想主义火焰不同，诗人此刻赤裸裸地获得了一种对现实本身近乎残忍的体验，这种体验并不以常识为认知工具，反而需要透过一种超越常识的怪诞现实主义的诗歌手段才能得到辨识。昌耀说：“真实是一种角度。/史迹不具有恒久的贞操。”（昌耀《眩惑》）由历史知识积淀而成的常识只揭示了必然性的世界，而诗歌却以梦幻般的语言呈现了可能性的仙境。因此，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诗比历史更高、更严肃，因而也更接近真实⑩。诗歌是帮助我们接近真实的一种途径，这个真实的世界对于昌耀来说已经火光冲天，因此重建火的经验，成为他“斯人后”诗歌写作的主要任务：
长途列车在每一个窗口的每一个黎明永远燃烧。
我的胸口在燃烧，手心在燃烧。
我的呼吸在燃烧。
（昌耀《盘庚》）
盘庚乃中国文化中迁徙之鼻祖，“盘庚迁殷”上演了华夏版的“出埃及记”，也象征着裂变精神的原型。“斯人后”的昌耀感受着来自人间的烘烤、窒息和灼烧，还有因血气的消歇而传来的阵阵寒意。重建后的火的经验，带给昌耀的是多元的价值体验：诗人在这种痛彻心扉的体验中走向清醒，仰仗诗歌中“逃亡”的“旅行者”形象，他不再膜拜火的燃烧所指向的一元历史价值，即通过自我牺牲和线性代价迈向高级和综合的辩证法；而是要与事物不可忽视的矛盾性携手，共时而谦卑地俯身于死生契阔的人世间。这种多元体验还提示了昌耀的读者，断裂乃是生活的常态，悖谬乃是不可克服的真理之核：“你误入摄影家的暗房。/人家不动声色就将你半边身子左右对换。/自此太阳从西边出。/自此你的前胸变作后背。”（昌耀《噱》）火的裂变最终撩拨的是施展分身术后的诗人坚定了走向灰烬的意念。不论那是一种殉道者的宗教，还是失败者的尊严，火的意志都要求我们保持住万类齐一的生命态度，敞开怀抱与世界的苦寒相互取暖，合唱一曲“冷太阳”之歌。在这个意义上，火也就等同于雪，它们还原了世界万物共同的根性，显出人的轮廓：
雪风长驱也不过是风之长驱。
雪人啼号也不过是人之啼号。
（昌耀《雪》）
（张光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4）
【注释】
①本文所引昌耀诗歌均来自《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4-21页。
③这里本该写作“《斯人》前”和“《斯人》后”，但考虑到这种认识论断裂是发生在昌耀作品特质、创作心理、审美取向、物质想象、自我认知及宇宙观等方面一系列的裂变效应，风格之变的背后其实是人心之变，为表达这层内在含义兼顾行文简便，故本文采用“斯人前”和“斯人后”的写法。
④1986年10月，昌耀与甘肃电视台工作人员乘坐一辆丰田越野吉普车，分别探访了青海省湟源县下若约村、日月山以西的青海湖、新哲农场和八宝农场等地。“这是昌耀1966年底离开祁连整整二十年后的故地重走。”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331页。
⑤肯尼迪：《智性的“我控诉”模式：施米特与思想的论辩风格——论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张文涛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魏朝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71页。
⑥在这里，“逃”这一动作不但是昌耀该阶段作品中反复提及的词汇，而且也成为诗人当时的一种生活态度。以下试从昌耀的几封私人信函中得以求证。1990年3月27日，昌耀在致张玞的信中称：“我离开农场已10年了。10年里我的梦境始终留在农场不曾摆脱，是一种情感非常压抑的梦，梦醒之后犹感余悸，感到活得很累。在那些年我也曾设法让自己‘孤独’，将可利用的余暇私自用于外语学习，暂时忘怀环境。近年，我觉得自己或又有必要重新学习外语了？前两年学了一阵摄影，于今还想学油画，还想骑车远游。”参阅昌耀：《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860页；1990年9月20日，在写给雷霆的信中，昌耀透露了他骑车远游的计划：“骑车环游青海湖绝对没有很大困难，但目前已是秋季，衣着必然增加负担，今年或许不便成行了。我的远程目标是北京、上海、江浙……谢谢你的夸奖。”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350-351页；另外，在1997年写给友人雪汉青的信中，昌耀提到了帮助他“逃脱”的新的业余爱好：“我终日都难摆脱焦虑。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练习写大楷，只在偶尔心有所动的时候写点千字左右的小文章……”。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427页。
⑦据燎原考查称：“就在昌耀‘管制三年，送去劳教’的期限已经到期，且湟源县法院又撤销了他们的错误判决后，青海省文联竟然似乎对此毫不知情，竟然一直把昌耀当成一个‘劳教分子’。以致直到1979年，全国所有‘右派’的遗留问题都在彻底解决时，当时的‘青海省革委会劳动教育工作委员会’，才收到省文联上报的《关于撤销王昌耀劳动教养的报告》，并做出‘同意’的批复。”因此，从1962年下半年起，昌耀开始了持续的申诉。他于该年七八月间写出一个两万多字的《甄别材料》，并决定由他本人亲自送达青海省文联。小诗《夜谭》即创作于这次申诉期间。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67-168页。
⑧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1页。
⑨波德莱尔和保罗·策兰运用矛盾修辞法分别创造了“恶之花”（《恶之花》）和“黑牛奶”（《死亡赋格》）两个著名意象。
⑩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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